前言

11月5-6日，由中国南海研究院（NISCSS）、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SCARC）、中美研究中心（ICAS）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CIUA）联合主办的首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名专家学者、驻华外交官、前政要及部分涉海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论坛为期两天，与会代表围绕“全球海洋治理与区域实践”“当前南海形势与热点问题”“海上安全合作与风险管控”“南海区域秩序构建”“海洋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海洋前沿问题研究和海洋治理能力建设”和“海洋治理新思路与新倡议”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院现将与会发言嘉宾观点按议题先后进行归纳整理并陆续公开分享，以飨读者。

议题一：全球海洋治理与区域实践

洛南·隆（Ronán Long）

瑞典世界海事大学笹川和平全球海洋研究所所长

主要观点：洛南·隆教授以“后疫情时代欧盟海洋治理的转型”为题，探讨了欧盟围绕全球海洋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政策演变，强调欧盟将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塑中发挥领导作用。为此，欧盟将根据后疫情时代全球环境保护与海洋治理的需要，在重新评估“绿色交易”“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生物多样性公约》《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全球海洋治理政策等的基础上，调整相关法律，协调欧盟成员国采取一致的政策与行动，同时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来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斯图尔特·凯（Stuart Kaye）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国家海洋资源与安全中心主任

主要观点：斯图尔特·凯教授以“南极条约体系视角下的国际合作与海洋治理”为题，讨论了《南极条约》的成功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海洋治理与合作的借鉴作用。1959年，在冷战背景下签署的《南极条约》以不影响主权或破坏领土完整性为基础，成功让各国搁置争议、建立互信并优先开展环保合作。南极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甚至没有严重分歧。这一国际实践表明，科学研究是各方合作的主要关切，南极“去军事化”行动则是是维护和平、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各国应重点关注禁止武器测试等内容。

王辉耀

中国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主要观点：王辉耀理事长在“关于防治海洋污染的全球海洋合作”报告中指出，直径小于5mm微塑料所造成的海洋污染已是全球热点问题。微塑料易被海洋生物吞食，并最终进入人类食物链，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危害。在跨国合作、多边合作的海洋治理体系中，中国应发挥带头作用，主动发挥国际影响力，彻底禁止有害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以《经济数字大阪宣言》、“世贸组织全球电子商务规则谈判”“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等为基础，推动全球海洋微塑料垃圾治理合作。同时强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键作用，在提高透明度、确保信息分享、完善监管措施和制定技术标准等方面，共同推进全球海洋微塑料治理合作。

泰德·麦克道曼（Ted McDorman）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要观点：泰德·麦克道曼教授以“全球海洋治理：北极地区实践”为题分享了海洋治理的案例。北极地区冰层持续消融、航运数量达到新高，北极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已成为各个国家和组织必须面对的问题。现行治理机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政治因素导致北极渔业协定尚未完全生效。二是北极理事会既非国际法律机构，也非海洋治理机构，虽在信息共享、科学合作等方面有所贡献，但无法有效开展海洋治理。此外，由于观察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现有北极国际合作对原住民利益关切日渐减少。

薛桂芳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主要观点：在讨论“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时，薛桂芳教授指出海洋资源开发和人类活动给南海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部分沿海国的过度捕捞活动导致南海鱼类资源不断减少，部分物种濒临灭绝。南海沿岸国迫切需要搁置有关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聚焦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同时，沿岸国应持续评估相关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建立预警机制，管控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艾琳娜·葛兰（Elena C. Diaz Galan）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教授

主要观点：在“全球海洋治理与海峡：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例”的案例研究报告中，艾琳娜·葛兰教授以2019年7月英国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扣押事件为切入点，指出了国际政治对海上航行安全的影响。针对目前多以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为视角的研究，葛兰认为有必要从国际法中有关海峡通行规则的角度进行评估，审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落实与尊重、沿岸国及相关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在处理潜在的国际不法行为时应采取的措施等问题。

议题二：当前南海形势与热点问题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主要观点：吴士存院长在“南海形势与风险管控”报告中指出，2020年南海形势出现了一些动荡不安和令人担忧的新情况。一是受疫情影响各国政府优先考虑恢复经济和保证就业，分散了推动海上合作和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简称“准则”）磋商的精力。二是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导致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性加剧。三是南海声索国的单边行动此起彼伏。四是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可能失灵，使得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大。五是“准则”磋商能否按期完成出现变数。关于南海危机管控建议，中国和/或其他南海争端当事国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以仲裁裁决为依据推进争议地区的单边行动和提出新的海洋权利主张。第二，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向域外国家提供可能用于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第三，不在南海争议地区与域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进行单边油气开发。第四，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加速推进“准则”磋商，建立起基于规则、有拘束力的南海行为规范和安全秩序。第五，探讨南海全域划界的可能性，实现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 拉斐尔·洛提拉（RaphaelLotilla）

菲律宾亚太发展道路基金会主席

主要观点：洛提拉主席在“应对南海挑战：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报告中认为，海洋环境及生物资源保护是沿岸国的义务，与领土主权争议无关。南海沿岸各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员国，但该地区仍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挑战。南海沿岸国可以运用相关规则，通过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缓和由此带来的地区紧张局势。针对南海非法捕捞等问题，相关国的单边行动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后果，可通过多边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南海沿岸国应加强磋商，构建合作机制，促进南海环境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沙曼·克洛曼（Shahriman lockman）

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院外交政策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观点：沙曼·克洛曼研究员在“马来西亚视角下的南海形势”报告中指出，当前，东盟各国对南海域外国家的介入总体采取模糊态度，认为这种介入是把“双刃剑”，可能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制约”，但也极易引发南海地区冲突。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新能源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油气等传统能源的需求呈现降低趋势，国际油价下降明显，但海洋油气资源开采成本却在增加，这些因素不利于沿岸国在南海开展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合作。

法塔米（Syed Tariq Fatemi）

巴基斯坦前总理外交事务特别助理

主要观点：法塔米指出，当前中美南海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不断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在军事、情报等方面的合作，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而是为了限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并不是实现所谓“海洋霸权”的野心，而是完成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应有的历史使命。他建议，中美两国应加强军事对话，了解双方的意图；加强海上危机处理、尤其是在人道主义搜救方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提高相关国的政府、军队、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者对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潜在威胁的认识。

阮雄山（Nguyen Hung Son）

越南外交学院副院长

主要观点：阮雄山副院长在“东盟如何看待南海形势”的发言中称，南海形势从领土争端发展到海洋争端，从以南海相关国家为主到域外国家介入，以及到现在的中美竞争，东南亚国家的看法在不断变化。东盟正密切关注中美地缘竞争，域外国家也期待东盟作为整体对南海形势发表声。当前东盟的立场是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同时对中国有以下期待：一是希望中国能保持“克制”，不要趁当前乱局“渔利”，采取单边活动占东盟国家的“便宜”，尤其是不要利用疫苗研发优势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中国应对东盟与域外国家的合作保持平常心，不要过度解读。他还表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虽比较敏感，但亦属积极、和平的解决方式。越南将会继续考虑诉诸第三方机制，并鼓励其他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争端。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观点：胡波主任在“包容还是排外？南海形势的当下和未来”发言中指出，当前围绕南海规则和秩序的竞争正在加剧，中国、美国和东盟是塑造东南亚地区秩序的三大力量。短期内，三方难以找到共同点，也难以使其中任何一方发挥决定性作用。中方提出三年完成“准则”磋商的时间表反映了中方的意愿和决心，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东盟国家，同时疫情及域外国家的介入也为“准则”磋商带来不确定性。“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规范各国行为、增进互信、管控分歧，但不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平台，本身有其局限性。因此，长远来看，各方应以包容的态度看待南海问题，学会分享权力和利益，共享南海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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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首届“海洋治理与合作”论坛观点摘要（一）》